1月13日晚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就“世界觀察：印度發(fā)展面臨的挑戰(zhàn)”展開了主題演講。

范教授在談印度時提到了以選票為基礎的選舉政治。一個政客想要上臺，要去爭取一個地方或者一個群體的選票，他的私利和愛好不管合不合理，我都要去迎合。所以所有的選舉都會放大這種地方性、族群性的問題，一個好的或者合理的選舉制度需要在上邊有一種統(tǒng)一性的因素來進行制約。就像我們中國人講的民主需要集中。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沒有這種集中，它以選舉為主，所以必然會把地方性、族群性的這種利益博弈通過選舉過程一層一層地向上傳導，最后傳到了國家政治生活中。

這個問題在印度現代歷史上非常典型。首先早在獨立之初，因為追求選舉路線就已經產生了像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這樣的兩大政治力量，就產生了分裂，雙方都希望通過自己的草根選民來拿選票，所以強化了印度內部的印度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民族之間的分歧。國大黨本身的理念對印度教徒是有偏袒的，對印度教的符號、對印地語的宣傳也導致了穆斯林的不滿。英國的殖民政府樂見其成，他可以利用這個問題來挑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互相斗爭分而治之。1945年到1946年的選舉使印度的政治力量迅速分化成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兩大陣營，雙方都利用玩宗教政治、玩族群政治，最后印巴分治的結局非常慘烈。

印度當時的領導人尼赫魯本人其實是一個很清醒的政治家，他極端重視印度的統(tǒng)一，但他為了選舉、為了上臺，所以沒有辦法又要迎合，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語言政治。對我們中國來講，很多無非是一種方言，但他都要求自己的合法地位，導致了印度盧比上印17種官方語言的怪現象。我們從秦朝就開始書同文，印度到了20世紀還在反其道而行之。

另外，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為了第二次競選上臺，甚至連父親尼赫魯的世俗主義都拋棄了，開始打種族牌、宗教牌，惡果就是宗教分裂進一步嵌入到印度的政治生活里面。首先就是錫克人受迫害，所以1984年英迪拉·甘地派軍警鎮(zhèn)壓錫克神廟，導致了數千人死傷，然后錫克人報仇，警衛(wèi)錫克教徒將她刺殺，結果又導致了印度全國范圍對錫克人的報復。當時的國大黨政府政客和軍警都是在支持和默許，整整屠殺了三四天，僅首都就有1000多錫克人被殺，全國大概有3000到1萬人被殺。等到英迪拉的兒子拉吉夫·甘地上臺后，繼續(xù)迫害錫克人直到90年代才結束，但是到了今天所有這些責任人都沒有受到懲罰。到了20世紀末，印度已經從獨立以來經歷了十幾次大選和上百次的邦級選舉，結果就是導致了印度社會的極端政治化，所以農村里對穆斯林、基督徒和達利特這種低種姓的暴力事件泛濫。1990年旁遮普有4000多人死于種族沖突；1992年巴布里大屠殺造成1000多人死亡；90年代末印控克什米爾死了3萬多人；2002年大規(guī)模的教派屠殺，當時的印度教政府整整3天默許屠殺，至少1000多人死亡，15萬人逃往。這些數字大家一定覺得很意外，沒有聽說過。西方的一些媒體、人權組織天天在觀察別的國家的人權狀態(tài)，為何沒人提這些事。范教授認為一個可能原因就是在西方人眼中，所謂民主制度之下的殺人是不算殺人的。就像《孔乙己》那句名言，“讀書人的事能叫偷嗎”。

其實何止是印度，受過英國統(tǒng)治的地方今天都存在嚴重的種族教派沖突，包括北愛爾蘭、巴勒斯坦和馬來西亞等，而選舉政治就是這些地方沖突長期存在和無法彌合的一個重要制度原因。所以今天印度的領導人非常希望通過強力實現印度的統(tǒng)一整合，但是在這種選舉制度之下，他能使用的力量也仍然是印度教民族主義。很顯然，今天的印度領導人追求的目標和所使用的手段之間仍然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至于有沒有辦法來避免這些問題，范教授認為印度人需要探索，但回想我們自己的經驗，就是破除選舉神話、選舉迷信，實行民主集中制，建立一個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一個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來領導國家。

（素材來源：《這就是中國》節(jié)目組 編輯：劉清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