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于當?shù)貢r間10月31日宣布從11月5日起英格蘭地區(qū)將開始為期近一個月的第二次全面封鎖，歐洲主要國家基本都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來應對愈演愈烈的新冠第二波大暴發(fā)。區(qū)別于歐洲多數(shù)國家對疫情嚴重區(qū)域的“封城”措施，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家實施的是為期一個月左右的全國“封城”，也即“封國”的措施。

歐洲會全面陷入新冠第二波大暴發(fā)并沒有完全超出預料。在歐洲新冠第一波暴發(fā)時，由于各國均采取了“封城”等較為嚴格的防控措施，在五月中下旬之后，各國新冠疫情相比較于“封城”之前均出現(xiàn)了較大程度的緩解。譬如，在5月25日，法國的當日新增病例是31例、德國是289例、西班牙是286例。然而，歐洲各國隨著新冠疫情暴發(fā)的緩解，各國政府均放松了疫情的“封閉”措施，各類人群聚集的集體活動逐步恢復正常。譬如，歐洲各國的足球聯(lián)賽于5月底或6月初得以重啟，甚至跨國的歐洲冠軍杯比賽也恢復進行了。

歐洲各國普遍重啟經(jīng)濟、社會運行時，新冠疫情雖得到了較大緩解，然而并沒有完全控制。隨著經(jīng)濟重啟、跨區(qū)域流動的增大，特別是由于北半球秋冬季的來臨后新冠病毒傳播因氣溫降低重新變得活躍，歐洲各國新冠疫情自八月中下旬開始出現(xiàn)了較大程度的反彈。然而，面對第二波的疫情反彈，各國政府在較長一段時間內(nèi)普遍都不太重視，并沒有采取較為嚴格的防控措施。進而，新冠疫情在歐洲呈現(xiàn)大暴發(fā)的狀況和各國政府又被迫重新“封城”。

對于歐洲各國政府在第一波新冠暴發(fā)時采取的“封城”措施，公眾普遍是贊同和認可的。然而，面對各國政府的第二次“封城”，在多個歐洲國家出現(xiàn)了較大規(guī)模的游行示威和抗議活動，甚至出現(xiàn)了與政府武裝力量的對抗。我認為之所以出現(xiàn)公眾對政府的不滿，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國公眾對于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不力的失望所導致的。對于政府沒有防控住第一波新冠疫情，公眾可以諒解；但未能防控住第二波疫情，公眾對政府必然會產(chǎn)生失望和憤怒。事實上，各國政府均試圖在新冠疫情防控和恢復經(jīng)濟之間尋找平衡點。伴隨著疫情防控壓力的下降，各國政府均較為草率地進行了復工復產(chǎn)。

然而，從世界各國疫情防控的經(jīng)驗來看，新冠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chǎn)之間應該是沒有平衡點的。美國新冠疫情一直處于第一波大暴發(fā)階段的教訓應足以讓歐洲國家保持警惕。唯有在新冠疫情完全控制的前提下，方可以復工復產(chǎn)；否則，新冠疫情必定會出現(xiàn)反彈；疫情反彈再重新采取嚴格防控措施必然會引起公眾對政府的失望。

歐洲新冠疫情第二波暴發(fā)、重新“封城”以及各國公眾對重新“封城”的抗議，應該講是完全可以預測到的。至于歐洲各國再度“封城”能不能起到抑制疫情暴發(fā)的效果，答案也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公眾游行示威等群體活動不可避免抵消一部分抑制效果，但只要各國政府嚴格實施“封城”措施，新冠疫情一定會得到較大程度的抑制。

世界各國新冠疫情防控的既定經(jīng)驗已揭示出，“封城”是應對新冠疫情暴發(fā)最有效果的舉措。對于歐洲各國的新冠疫情防控而言，除了“封城”之外，也理應需要一系列必需的配套策略。在“封城”的前提下，開展大面積的人群核酸檢測，以及采取必要的對于確診患者密切接觸者的強制隔離等措施，將不僅可顯著提高疫情防控的效果，也必將縮短“封城”的時間。與此同時，相比較于“封城”，大面積人群核酸檢測和密切接觸者的隔離措施，對于公眾而言，更是政府應對新冠大暴發(fā)的“主動”和“積極”的防控舉措，更容易得到公眾的信任和擁護。

綜上所述，歐洲新冠陷入第二波大暴發(fā)、各國政府普遍被迫采取“封城”的舉措，均與各國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和恢復經(jīng)濟發(fā)展二者之間的關系處理不當有著重大的關聯(lián)。歐洲各國采取的“封城”措施必定對新冠疫情具有較大程度的抑制效果。與此同時，各國的“封城”策略理應進一步完善。譬如，一些歐洲國家依然沒有封閉學校等人群聚集的場所；除了簡單的“封城”之外，應當同步采取大面積的人群核酸檢測等配套舉措，以期盡快和徹底地消滅新冠疫情。

（看看新聞Knews編輯 趙歆 郝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