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美國《紐約時報》刊發(fā)該報紙駐柏林分社社長的文章，標題是“一個失去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明確指出，因為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不力，動搖了“美國例外主義的基本假設”，即一個憑借其價值觀與國力的強大影響而成為全球領導者和世界榜樣的美國，沒有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表現出應有的能力，更沒有發(fā)揮理論上應有的領導作用。相反，一系列政治上的算計、分裂、爭論、推卸責任，乃至不負責任的言行，不是一般的差，而是用文章的原文來說“是指數級的差”。

作為一場公共衛(wèi)生領域的全球突發(fā)事件，新冠疫情的防控，對各國的治理能力構成了某種形式的極限壓力測試。在此過程中，總體來看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應對思路：一種思路是，在國內強化應急響應能力，以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為優(yōu)先考慮對象，調動各種資源，進行積極的救助，在國際上團結一切力量，進行積極的跨國協(xié)調，共享信息、數據、能力和資源，將新冠病毒作為人類共同的威脅，進行有效應對。

另一種思路是，在國內采取相對乃至比較消極的應對模式，以所謂資本市場信心以及政治人物的政治前途，為優(yōu)先考慮對象著力自保，救治措施具有較為顯著的政治表現色彩，在國際上，推卸責任，“甩鍋”他國，對WHO等國際組織的救治努力施加形形色色的干擾，甚至在抗擊疫情的時候切斷經費供應。

面對疫情，迄今為止美國政府正是按著后一種思路，表現出的是一種讓人感到錯亂的行為。特朗普的核心團隊，從納瓦羅到蓬佩奧，將主要的精力，甚至是唯一的努力，集中在向中國以及世界衛(wèi)生組織“甩鍋”，推卸美國自身的責任。在測試力度、范圍、收治能力、物資協(xié)調等方面，乏善可陳。美國最高領導人，更是將新冠疫情的發(fā)布會，當成了個人政治秀的平臺，展示了包括建議“消毒液洗肺”在內的魔幻現實主義操作。

這些操作的后果是非常顯著的，截至4月26日，美國累計確診病例960896，累計死亡54265。美國民眾的生命和健康安全，美國經濟的繁榮和國際聲望，以及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前途，均暴露在了日趨顯著的高風險環(huán)境中：美國民眾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檢測，更不要說相應的收治，甚至因為缺乏政府的有效協(xié)調和組織，完全建立在民眾自發(fā)以及各州自力分散救濟基礎上的隔離措施，已經難以簡單的繼續(xù)維持下去；以道瓊斯為代表的金融指數，經歷了開創(chuàng)歷史記錄的連續(xù)熔斷，申領失業(yè)救濟的人群，打破了幾十年來的記錄；美國作為霸權的聲望，也因此遭遇了嚴重的挫折乃至透支；最高領導人最關心的選舉問題，其民意支持度方面遭遇的損失，達到了迫使其4月25日不舉行疫情發(fā)布會的程度。

弗朗西斯·福山 日裔美籍學者

以“歷史終結論”而出名的美國學者福山，在4月初，愚人節(jié)前后，發(fā)文指出，“應對新冠疫情，必須破除唯體制論”，即美國抗擊新冠疫情不力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這屆美國政府能力不行，以及這屆美國人民對政府缺乏信任；4月9日，《觀點報》刊發(fā)對福山的采訪，福山稱“承認新自由主義已死，但中國模式難以復制”，美國應該退回20世紀50年代的經典自由主義，謀求市場、政府、社會的重新均衡。

這些論述的事實基礎，就是美國政府從2020年1月至今的系列操作：1月3日，中國政府即對包括美國以及WHO在內的各方進行了新冠病毒的信息通報；1月24日，美國的衛(wèi)生專家和情報官員，即在內部簡報會上指出，新冠病毒的危險大于1918年流感；但美國政府除了1月25日從武漢的撤離行動，以及2月2日對中國公民以及有中國旅行史的人進行邊境管控之外，基本沒有采取積極的行動；美國CDC還在病毒核酸檢測標準、試劑準備和測試等方面犯了一系列不應該犯下的錯誤，錯失了控制疫情的窗口期，最終因為美國政府的防控不力，導致了境內的大流行和大爆發(fā)。

新冠病毒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抗擊新冠病毒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當下最迫切的使命和任務，克服冷戰(zhàn)思維帶來的錯誤認知，克服精致的政治算計帶來的小家子氣操作，克服唯我獨尊任性妄為的“巨嬰”心態(tài)，回到對等協(xié)作抗擊新冠病毒的正確軌道上來，是美國應有的選擇。包括美國人民在內，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看看新聞Knews編輯 趙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