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位于番禺路“上生新所“內(nèi)“孫科別墅“的正式對外開放無疑又使得這幢”神秘古堡“再一次成為了萬眾矚目的焦點，我們本期就來講講有關”孫科別墅“的故事。

孫科別墅

如今的番禺路新華路一帶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曾被叫做“哥倫比亞住宅圈”。1924年江浙戰(zhàn)爭爆發(fā)，租界當局以所謂“保護租界安全”為由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越界筑路”，現(xiàn)在的番禺路（舊稱哥倫比亞路），新華路（舊稱安和寺路）等馬路就是在那個時期被辟筑出來的。

“越界筑路”引來了當時地產(chǎn)商們的關注，有一家美商普益地產(chǎn)公司敏銳地嗅覺到了這次商機，果斷地圈入了如今番禺路新華路一帶的大片土地，開始分批次在這里興建各式花園洋房群落，因現(xiàn)在的番禺路當時被稱為哥倫比亞路，故而由普益地產(chǎn)投資興建的這一片也就被稱作為了“哥倫比亞住宅圈”或是“普益模范村”，一個龐大的地產(chǎn)計劃開始在這一片土地上被開展起來。

四川中路原普益大樓

好的計劃自然需要有充裕的資金與杰出的設計，普益地產(chǎn)作為當時在滬上一流的地產(chǎn)公司，加之其名下又有普益銀公司（相當于現(xiàn)在的信托公司）及美豐銀行的“輔佐”，其在資金配置上自然不成問題，因此普益的老板—美國人雷文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了建筑設計師的選拔上。或許是因同為匈牙利人的普益地產(chǎn)公司執(zhí)行經(jīng)理的從中撮合，匈牙利籍斯洛伐克裔建筑設計師拉斯洛.鄔達克成為了雷文老板心中心儀的對象。

鄔達克

說到鄔達克，“老建筑迷”們一定不會陌生，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沐恩堂、武康大樓等一系列滬上知名歷史保護建筑都出自于他的手筆。20年代中期的鄔達克在滬上建筑設計領域的知名度可謂風生水起、與日俱增，他在離開自己的老東家克利洋行后開始了自己的“單飛歷程”，各類設計邀約如雪片般的向他“襲來”，普益地產(chǎn)就是這些“仰慕者”中的一員，除卻上文中提到“哥倫比亞住宅圈”以外，現(xiàn)永嘉路烏魯木齊南路安亭路一帶也有約十余幢花園洋房及小型公寓為普益與鄔達克雙方合作的結晶，更有甚者普益老板雷文自己的住所—現(xiàn)位于虹橋路龍柏飯店內(nèi)的3號樓（原雷文別墅）也是鄔達克為他親自設計的，由此可見鄔達克在雷文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虹橋路原雷文別墅

鄔達克通過自身的聰明才智逐步積累起了較為可觀的資產(chǎn)，隨著他幾個孩子的相繼出生和成長，他原本在呂西納路（今利西路）的住所開始逐步顯得狹隘局促起來，為此他考慮為自己的家庭新建一處更為高雅寬敞舒適的新住所，可能是由于他當時與普益地產(chǎn)較為親密的關系并且考慮到建造成本相對低廉等緣故，他把營建自己新家的地方同樣也選在了當時哥倫比亞路這一帶，一處“嶄新的新家”正在積極設計并付之于實踐之中。

當然說到這里筆者還必須重點說明的是，有關“孫科別墅”的建造在以往許多的文章中都會說到有這樣一個實際上“并無實證“的故事，說是”正當鄔達克的新家建造到一半時，鄔達克為感謝當時的國民政府大員、孫中山先生之子孫科為其在設計建造慕爾堂（現(xiàn)西藏中路沐恩堂）過程中曾給予過的幫助，故而不得以將原本給自己建造的新家轉讓給了孫科居住，后來這處花園洋房也就常被人稱作為孫科別墅，鄔達克之后在孫科別墅沿哥倫比亞路斜對面（現(xiàn)番禺路129號）另建新家“。近年來隨著該領域研究的深入，對于這個”傳聞“的質疑聲也開始多了起來，比如資深研究者廖方就通過查閱當時”孫科別墅設計藍圖圖鑒“發(fā)現(xiàn)當時藍圖圖鑒上標明的名稱就是”孫科別墅“，故因此也就可以推斷出這幢建筑本來就是為孫科而設計的，而并非”傳聞“中所說的”鄔達克轉讓給孫科“。

孫科別墅

番禺路129號鄔達克舊居

那鄔達克究竟又是怎樣與孫科建立起聯(lián)系的呢？這個其實對于“鄔達克的研究者們“而言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鄔達克就與當時身兼交通大學校長的孫科之間建立起了較為緊密的聯(lián)系，鄔達克還在此之后為交通大學做了新的規(guī)劃布局圖并設計建造了”工程館“。

交通大學工程館

孫科別墅大約建造于30年代初，是孫科在滬期間居住時間較長的一處住所，孫科與其原配夫人陳淑英曾在此居住生活過。這幢建筑主要以西班牙風格為主，另外也包含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與巴洛克、哥特建筑的一些元素，我們至今仍能見到的屋面圓筒狀瓦片、外立面的魚鱗狀拉毛、尖券拱門、內(nèi)部絞繩柱子、十字拱頂、鑄鐵欄桿等都是上述風格中的主要特色。另建筑局部的不對稱設計也流露出鄔達克敢于嘗試現(xiàn)代主義風格的大膽創(chuàng)新。房屋內(nèi)外每一處細節(jié)都盡力做到極致完美，花園內(nèi)的中式風情裝飾、室內(nèi)的柚木樓梯及用柳安木拼接而成的羅席紋地板等，每一項都無不顯示出房子昔日主人的尊貴與奢華。

一組孫科別墅內(nèi)景

孫科的一生可謂“得意”與“失意”并存，作為孫中山先生的長子，年方16歲的他就加入了同盟會投身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又曾先后擔任行政院長、立法院長等職，自旁人看來身居高位的他在政治生涯上可謂是“春風得意”的。但平心而論，終孫科一生，尤其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他始終沒有進入到過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核心決策層，地位也一直屈居于蔣介石等“實力派”人物之下，即便偶爾有與之分庭抗禮的機會最終也只是“曇花一現(xiàn)”，因此我們又可以說孫科的一生是“失意”的。時間來到風云變幻的1931年，就在孫科別墅大約竣工前后，因“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一事為導火索的”寧粵矛盾“再一次被激化了出來，包括孫科在內(nèi)的各路“反蔣人士”于當年5月齊聚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并以汪精衛(wèi)為主席以示與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的對立。“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加速了寧粵雙方的合流，胡漢民最終被蔣介石釋放，而廣州國民政府也于1932年初宣布取消。料想當時偶爾身處于這處”豪華新家“中的孫科心里一定是五味雜陳，這處精心設計的豪宅或許并沒有如預想中的那樣給他的心情帶來多少舒暢愉悅之感。

孫科

“二夫人”藍妮在孫科的一生中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她原名藍業(yè)珍，出生于一個富裕的苗族家庭，祖父曾任廣東香山縣知事、父親曾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yè)的追隨者，因藍妮從小長的美麗俊俏并擁有著一副與漢族女孩不同的長相，故而曾被人美譽為“苗王公主”。1926年藍妮的父親在突遭歹人襲擊后喪失了工作能力，失去了頂梁柱的藍家自此家道中落，為使得家庭走出困境，在其母親的安排下藍妮違心的嫁給了當時南京國民政府官員李調(diào)生之子李定國為妻并在李家度過了5年極不幸福的婚姻時光，李藍二人的婚姻最后以離婚而收場。藍妮與孫科的見面是在1935年她同學家的一次宴會上，從此孫科被藍妮所傾倒，兩人于1936年走到了一起并于1938年在生下一個女兒，因孫科已有妻室，故而藍妮被稱為“二夫人”。

約1940年孫科夫人陳淑英來到重慶后，藍妮為避免尷尬回到了上海并憑借她在滬上的各種人脈周旋于各大勢力之間，現(xiàn)位于復興西路的“玫瑰別墅”就是她在那個時期投資建造的，誰也不會想到，這處房產(chǎn)竟會于若干年后在孫科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tǒng)的道路以及孫藍兩人的關系上成為了一塊巨大的“絆腳石”，在當年滿街“孫科玫瑰別墅糾紛案”和所謂“藍妮事件”街頭小報的多重聲浪下，孫藍兩人的關系也就此走到了終點。40年代后期隨著南京國民政府在正面戰(zhàn)場上的節(jié)節(jié)潰退，孫科與他別墅的故事也據(jù)此畫上的句號。

光陰如梭，新中國成立后的孫科別墅長期被用作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辦公用地，近年來“上生新所”將這一片重新打造成為了集新文化、新金融、新媒體為一體的綜合性、體驗性商務新地標，孫科別墅也以嶄新的面貌出現(xiàn)在大眾的視野之中，成為滬上萬眾矚目的焦點之一。

孫科別墅內(nèi)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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