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的12月，羅中立都會情不自禁地感嘆，回憶往事。

這位著名油畫家總念念不忘40年前那場考試。他1977年考入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成為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做學生時，他努力“逃離”油畫，卻以巨幅油畫《父親》一夜成名；留校做老師時，拒絕“當官”，卻被教職工民主推薦為川美院長。

與腦海中預設的所有大師形象有所不同，皮膚白皙的羅中立謙遜柔和，面容平靜，有著重慶男人的爽朗、干脆。他說，高考改變了他的人生，恢復高考“就像一盞燈，盡管不是我主動去打開的，但通過這個光源，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擠上了末班車”

我生于1947年，從小受父親熏陶喜歡上畫畫。1964年初中畢業(yè)時我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四川美院附中。1966年，為響應“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下鄉(xiāng)到四川達縣大巴山區(qū)。等回到學校，“文革”已經開始，大學上不成了。高中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達縣鋼鐵廠，當了動力車間一名鍋爐檢修工。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是我從身邊許多美術愛好者及我的學生那里得到的。他們準備去報考，來請我做參考需要選送什么樣的作品。我最后能參加高考其實是被動的，沒有像他們那樣興奮、積極。

我當時已30歲，正準備成家。那時大家住的都是公房，成家結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一套家具，我一門心思撲在這上面，托人進山買回木料，再請木匠和工人解成板子，陰干晾曬，樂在其中。

那時，我已經是一名干了10年的鋼鐵工人，在那個年代這是一個非常讓人羨慕的職業(yè)，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而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我每月工資31塊，穿一身勞保服，有勞動皮鞋、手套，每個月還有白糖、還有一點豬油，這些都是那個年代的稀缺物資。我對未來充滿憧憬。

羅中立（右一）和鋼鐵廠工友在一起

而在美術專業(yè)上，我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氣，廠部、縣里、地區(qū)甚至省上舉行各種活動，常常請我去畫宣傳畫；還多次參加省里的連環(huán)畫培訓，也經常從出版社接到連環(huán)畫創(chuàng)作業(yè)務。我當時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根本沒有動力去參加高考。

我正在上班的一天下午，接到了知青女友、也就是現(xiàn)在的夫人的電話，她叫我去報名參加高考。這也是她父母的建議。她父母都是教師，媽媽還是達縣當時唯一一所高中的校長。盡管他們在文革受到沖擊、折磨，但一旦有恢復高考這種學習、讀書的機會出現(xiàn)，作為知識分子，他們骨子里還是希望我能夠抓住。

我馬上下班，沿著大巴山下的州河，走了二十里山路，趕到四川美術學院報名組所住的縣委第二招待所已是晚上。我敲開招生組的房門，軍代表第一句話就是“時間已過，報名截止了，明年再來吧”。我非常失望，因為那一年川美對考生年齡限制是不超過30周歲，第二年我就無報考的希望。幸好招生組里兩位考察專業(yè)的老師來自川外附中，不斷幫我說情，說我是附中學生、成績不錯。軍代表才網開一面，我成為川美最后一名報考者，擠上了末班車。

經過兩個月起早貪黑的備考，1977年冬天，我和全國五百七十萬考生一道，走進了塵封十余年的高考考場。當時藝術考試包括文化、專業(yè)兩類，文化考試有作文和政治兩門，專業(yè)考試包括創(chuàng)作、素描。專業(yè)考試我有信心，文化考試壓力大，作文我總覺得沒寫好。

在接到錄取通知書之前，我整天忐忑不安，陷入焦躁之中：一方面我怕辜負了女友、岳父岳母的期望，要成家就得在他們面前表現(xiàn)自己有能力；另一方面，我小有名氣，如果我的學生考上我考不上，面子就丟大了。

直到有一天在廠里上班，一個工友跑來跟我說:“請客!請客！錄取通知書發(fā)到廠部了。”我從車間飛奔到廠辦，拿到通知書心情非常激動，馬上在那里通過手搖電話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女友一家。

我被川美油畫系錄取，幸運地成為那年錄取的27.3萬大學生之一。

羅中立的學籍卡

現(xiàn)在，我經常跟我夫人感嘆：是當年她的一個電話改變了我的人生。因創(chuàng)作需要，我每年都會回到大巴山，都會去看望當年我在鋼鐵廠里的哥們兄弟，看到他們打麻將、喝小酒的生活情景，總情不自禁地想：如果當年沒接到那個電話，沒去參加高考，我的生活大概跟他們一樣。

40年前的高考，就像一盞燈，盡管不是我主動去打開的，但通過這個光源，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我的大學：很痛快的四年

1978年3月,川美開學，正當我收拾行李準備去報到時，得到消息：美國石油大亨哈默要在中國美術館展出他的藏品。這是西方油畫原作第一次來到新中國。我本想報考國畫專業(yè)，但那年川美這個專業(yè)沒招生，因此報了油畫系。我想在正式學習油畫之前,看看西方油畫原作是什么樣。

我給學校請了假，直奔北京。在哈默收藏展覽會上，我又聽到消息：剛剛平反的吳冠中教授將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舉行一個講座。講座是在一個食堂舉行的，我到時已經開講，屋子里擠滿了人,我和來得晚的就都站在后頭的飯桌上聽。吳老先生在臺上激情洋溢地闡述他關于“形式美”的藝術觀念，挑戰(zhàn)當時美術界主流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標準。老先生對藝術的熱愛，敢于堅持自我的精神，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與老先生的緣分，算起來就是從這場講座開始的。

這次北京之行給我的大學時代開了一個好頭。

我到學校報到時，已開學一周。第一次見到我的同學，每一個人的臉上洋溢著自信、興奮，顯得生機盎然。油畫班20人，人數多、年齡差別大，從17歲至30歲不等，我、何多苓、黃同江、周鳴祥四個人都是30歲。我們之前的身份有知青、工人、農民、士兵、公務員、學生，等等。

像吳冠中公開挑戰(zhàn)主流的講座一樣，大學校園的空氣里也彌漫著自由新生的氣息。是一種大解放、變天的感覺，我們走路都在跳?？梢猿璁嫯嫞梢愿呗曊f話，沒人說你是“白專”。我懷念那段時光，那是很痛快的四年，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學生普遍有一種“知識饑渴癥”。我和我的同學都非常努力，如饑似渴，周末都不休息，晚上也堅持畫畫，暗中較勁看誰睡得最晚，想把過去被荒廢的時光找補回來。同學之間因為年齡的差距和經歷的豐富，反而形成優(yōu)勢互補，成就了不成文的“上帶下”、“長幫幼”的傳統(tǒng)。

辦學條件再艱苦，學校也想方設法為老師和學生提供創(chuàng)作條件，沒有專門的創(chuàng)作室，就擠出幾間宿舍給學生作畫室。那時的川美率性寬松、自由包容，無論藝術還是學術都絕對不“定于一尊”，任由師生同臺競爭，每個人的藝術個性都得到尊重，每個人的藝術創(chuàng)造力都受到激發(fā)，這是人才輩出的77、78級“川美現(xiàn)象”的基礎。

羅中立大學時代的寫生生活

那時川美可供學習的資料非常少。當時有日本友人捐贈給學校一本《世界美術全集》，每個班都由老師帶著學生排隊看。后來，學校干脆把這本畫冊平鋪在玻璃柜里，每天展示一頁，整整展示了一個月。每個人都熱情高漲，每天拿著畫本隔著玻璃臨摹。記得那時是冬天，人挨人所哈的氣讓玻璃柜表面都起霧了，用手擦干凈接著臨摹。

正是這本書，打開了一扇門，讓我們突然看到世界美術史如此豐富，竟有那么多的藝術風格和樣式。

當時我國的藝術教育模式單一、大一統(tǒng)，信奉的都是前蘇聯(lián)的革命現(xiàn)實主義，是非常寫實的風格。這曾讓現(xiàn)在非常出名的畫家張曉剛十分苦悶。他住在我的上鋪，看到何多苓、程叢林、楊謙的作品，完全就像俄羅斯素描的水平，總覺得按照寫實風格自己畫不好，而一度想退學。

我當時也畫得不好，其實當時不太想學油畫，上油畫課時就逃課，回到宿舍去畫連環(huán)畫。畫連環(huán)畫是有稿費的，這讓我很有自尊，但張曉剛不會這個。當時的系主任知道后，把我叫到辦公室批評，讓我寫檢討。大二時，學校允許本科生破格考研，我曾報考過國畫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但因古典文學不及格而失敗。

《世界美術全集》豁然打通了外部世界，告訴我們藝術還可以有更多的空間和選擇。張曉剛、葉永青、周春芽、包括我等一大批人受到啟發(fā)和影響，開始在油畫創(chuàng)作上大膽突破，以至于全班同學的畢業(yè)作品風格各異、大放異彩。

我的《父親》，就是在這種突破中誕生的。


《父親》的眼睛最費周折

《父親》創(chuàng)作于1980年夏天，是沖著第二屆全國青年美術作品展去的。一年前，“文革”后首屆全國美展在北京舉辦，同學高小華的《為什么》、《我愛油田》，程叢林的《１９６８年某月某日的雪》，王亥的《春》同獲油畫二等獎。

我創(chuàng)作這幅畫，也是去沖獎的。

我在創(chuàng)作中四易其稿，摒棄了以往慣常的“紅光亮”、“高大全”風格，用那個時代只有畫領袖的大尺寸、肖像式，來刻畫一個飽經滄桑的老農。我想用這樣一種方式、這樣一個尺寸的轉換來說出我們一個時代的轉折，一個真正的改革開放，一個真正的人文精神的時代。

當時極左思潮仍然存在，很多朋友看了我的畫后建議我不要去參展，認為這和當時文藝路線有沖突，是對社會主義成果的否定。盡管備受爭議，但評委吳冠中先生卻十分認可這幅畫，還把作品名稱由《我的父親》改成了《父親》，提升了作品的格局。最終，我所刻畫的農民形象感動了處在社會變革中的人們,《父親》以無可比擬的優(yōu)勢獲得金獎。

我抱著剛出生的兒子，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節(jié)目中得知獲獎消息的瞬間，和那天我敲開縣委招待所的門報名高考一樣，永生難忘。

這張畫被中國美術館收藏，要給400塊錢，我還差點兒不要。國家館收我高興得不得了，愿意送給國家。當時我工資才31塊，400塊是我一年多的工資。我請全班同學在黃桷坪一家飯館搓了一頓，花了30多元。

《父親》能獲獎，其實是20世紀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結果，契合了當時民眾對民族、國家的重新反省、認識，以及對未來期待的心理節(jié)拍。

羅中立作品，已成為經典的《父親》

《父親》的眼睛在創(chuàng)作中就最費周折。開始我畫它，像畫毛孔、汗珠、胡須、指甲里的泥垢一樣非常寫實，包括瞳孔、眼淚、眼神昏花，甚至眼簾上的血絲，充滿了很多細節(jié)。

但要在憨厚、樸實、忍辱負重的形象里表達一種期盼，彰顯民族命運及精神，眼神顯然是關鍵。既不能老實木訥，又要充滿希望，分寸極難把握，無數次刮掉后相當苦悶。

一天凌晨醒來，我看著畫上老農被刮掉的眼睛，突然發(fā)覺這種不寫實的朦朧效果最好。我覺得這恰恰是決定這幅作品勝敗的點睛之筆。后來我遇到一位人士，他向我談到《父親》的眼睛處理，我突然覺得找到了知音。過去很多人評價這幅畫這樣那樣，就是沒有從藝術細節(jié)上來談到這個。

《中國美術》將《父親》作為1981年第1期的封面作品，圍繞這幅作品是好是壞的爭議也一直持續(xù)了兩三年。

30多年過去，對《父親》的解讀更多了，當時主要是傷痕文藝的代表作，是一個過來人對過去歷史的反省。因這幅作品，我被譽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畫壇的一面旗幟，其實個人藝術成就還處于特定歷史背景下重主題、重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表達的階段。

“天氣正好，下地干活”

1982年，大學畢業(yè)后我留校任教。1984年，我成為“文革”后文化領域第一批10名公派出國留學的人之一，遠赴比利時的安特衛(wèi)普皇家美術學院深造。兩年期間，我游覽了歐洲所有的大博物館，參觀和閱讀了所有能找到的美術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

留學西方反而激發(fā)自己尋找中國本土性的東西，并從中抽取出中國當代的精神。我30多年來仍然堅持回到熟悉的大巴山，回到雕塑、石窟、石刻、年畫、剪紙、織錦等民間藝術和傳統(tǒng)文化之中，尋找和提煉自己的繪畫語言、風格和樣式。

大巴山是我創(chuàng)作的原鄉(xiāng)，畫農民是我一生的愿望。我現(xiàn)在的風格是對《父親》的背離，反而更加接近了中國本土性的東西。

我曾拒絕“當官”，1998年經民意選舉，卻成為四川美術學院院長，一下子從普通教師變身學校領導，很多人質疑我沒有管理經驗。但我認為，自己作為學生,從美院附中讀到大學，又作為老師，從助教做到教授，一路走來，在每個階段都真切感受到師生們希望學校辦成什么樣。什么樣的老師最受歡迎，什么樣的課大家最喜歡，什么樣的作息時間最有利于學習，這些都裝在我心里。

上任后,我心中樹起一個宏大而有趣的目標：從那個激情年代走來，我要辦一座最不一樣的、藝術學子最向往最好玩的大學。怎樣的美院會被向往？怎樣的大學能叫好玩？今天的川美虎溪校區(qū)可以回答。

200多畝農田、菜地、荷塘和果林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吊腳樓、古石橋、小青瓦風雨廊橋,為田園風情畫卷點睛。山形水勢依然保留著這片巴渝鄉(xiāng)土被征地前的原貌，新建的學校建筑設施則掩映在溝谷森林之中。有人跟我開玩笑：你羅中立是畫農村題材的，也把大學辦成了農村。我只是在鬧市中還原、保留了原生態(tài)、農耕文化，這也構成了我們校園的獨特景觀。

羅中立打造的充滿田園風格的川美校園一角

我和我的同事用10年把川美新校區(qū)建成了生態(tài)、節(jié)約，不犧牲資源、環(huán)境的校園。前年它成為“首屆國際公共藝術獎”亞洲地區(qū)唯一獲獎項目。評選方是暗訪過來，而不是我們報送參選的。

特殊年代寶貴的大學經歷，讓我明白：打造學校就像打造酒窖一樣，窖好才有好酒。做院長17年，我所做的事就是根據77、78級川美學子成長成才的經驗體會,營造一個像當年那樣激情澎湃、自由開放、共同成長的“酒窖”。

培養(yǎng)人才，創(chuàng)作精品，是我心中的藝術教育終極目標。無論是針對“全才”的拔尖人才培養(yǎng)計劃,還是面向“偏才”“怪才”的個性化工作室，都是為了出人才；無論是全國最大的藝術工作室空間“虎溪公社”，還是面向所有中國籍藝術類專業(yè)畢業(yè)生的青年藝術家駐留計劃，都是為了出作品。

2015年，我卸任做回一個自由藝術家，如釋重負?，F(xiàn)在審視還是覺得退得晚了，對我個人這17年是一種犧牲，損失可以用少創(chuàng)作多少作品來量化，但體制又是個人很難拂逆的，身不由己，我現(xiàn)在又回到了清醒狀態(tài)。

我自己琢磨了一句座右銘：“天氣正好，下地干活”。這句話被印在了這些年川美畢業(yè)生的體恤衫上，讓我感到安慰，這是我們這代人和他們年輕人在思想上的交流。因為人生經歷，他們盡管還不能真正體會這句話的涵義，但至少知道要珍惜時間。

對我來講，這句話有兩層涵義：一是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畫大畫；二是我們這代人從文革走來，當時畫畫被認為是可恥的，經常翻學校院墻出去偷偷畫畫，精神、思想面臨壓力，而今天是創(chuàng)作最自由、最包容、最開放的時期，還可以抓回失去的光陰。

我從行政崗位上退下來后，一直努力從傳統(tǒng)、民間藝術中尋找當代藝術的養(yǎng)分、元素，構建屬于羅中立自己的語言、修辭與表達方式。我正在創(chuàng)作《重讀美術史》系列作品，用自己的繪畫語言來回顧世界美術史上的經典之作。這是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的表現(xiàn)方式，對經典作品進行重新演繹，從而回到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土壤里去尋找中國當代藝術。這是一個很大的命題，就是我們如今很多藝術家在為之努力奮斗的文化自信和自覺。

如果說《父親》是我象征性的前期代表的話，它是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下，以特定歷史時期為主題，那么《重讀美術史》則是在經歷幾十年的轉換后對于繪畫自身主題的回歸。

天氣正好，下地干活。

（看看新聞Knews記者：鄧全倫 實習記者：歐楊洲 編輯：胡曉虎）